【人物】周光权：四重角色，四种出色 -编号:UF372sq

　　老百姓对增强司法监督、确保司法公平的呼声很高，周光权听到了这样的声音，并力求施展他所存在的理论与实践的双重上风提出对策。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他提出了《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强化检察监督的议案》。他说，1997年刑诉法中关于检察环节的某些划定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责已不相适应，他提议修正刑诉法，赋予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技术侦察权；赋予检察机关对违法侦查运动的介入考察权和刚性的监督办法；撤消公安机关采取刑事扣押的权力，刑事扣留应当由侦查机关提请检察院同意；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等等。

■庄永廉

　　对记者的疑难，周光权说明说，犯罪论和刑法理论体系改革实践的功能确实不能疏忽，但刑法理论公道化建构尚需时日，眼下，司法实践已在做些尝试。

　　“现有的犯法形成四要件理论存在的一些问题，不能通过司法实际来修改么?”

　　去年全国人代会期间，他还联名40多位代表提交了对于尽快制订预防职务犯罪法的议案，他以为检察机关、国家预防腐朽局可以建立约谈制度、巡查制度和辅导制度相联合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机制，防备在先，可以提前“捍卫社会稳固”。

　　假如从1988年考上川大法律系算起，周光权接触刑法已21年有余。21年来，他潜心研究、过细梳理中国刑法学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并开端跳出刑法看刑法，反思中国刑法学的研究现状,清华女性培训。刑法学发展中存在哪些问题，如何合理借鉴国外刑法学理论来建构中国的体系，学派论争对于刑法学发展的意思是什么?周光权沉迷其中，随后关于这些重大学术命题的学术论文《罪刑法定准则的观点阻碍与立法缺点》、《启蒙与创新:当代刑法学者的双重使命》，以及一批反思刑法学的著述《刑法学的向度》、《刑法总论》、《刑法分论》等接踵问世。

　　“以降生的情怀做学识，以入世的精力做实务”，用这句话来概括周光权的职业精神十分贴切。就拿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这个角色来说，他钟情于此，而且非常投入。

　　D 代表的角色：提交议案适应庶民呼声

　　对于当前刑法的修改，周光权给出的良方是:第一，速度适当放缓，增设新罪的时候必定要重复论证，做足实证分析;第二，有的犯罪的法定刑还可降低，比如绑架罪的法定刑降到五年还是高了，因为成心杀人和纵火罪的出发点都是三年;第三，修改刑法时，逐步删除一些不合理的或从来没有用过的罪名，比如，刑法中有68个死刑罪，有一半是从来没用过的，像这样的逝世刑应该取消，改为无期徒刑或十五年有期徒刑就可以了。

　　借鉴德日理论的方式论，统筹中国长期采用“四要件说”的传统，周光权也提出了本人的改造思路:“我的犯罪构成要件理论系统是三局部，即犯罪构成体制由客观要件、主观要件和犯罪的排除要件即违法阻却事由构成，三个同时具备时才干认定犯罪。客观要件包括应当性、守法性，主观要件包括有责性，消除要件实际上考虑了辩方的请求。”他自负地说，这种体系合乎刑法客观主义的趋势，同时也下降了改革本钱。

　　起源：《检察日报》2009-6-1 第8版

　　如何实现我国刑法学的古代转型?周光权表现，刑法学的翻新，除了踊跃接收国外刑法文明之外，还要逐渐构成学派。刑法学研究需要“刺刀见红”，短兵相接，因为唯有在抗衡、论战中发明问题，中国刑法学能力博得长足、本质发展的契机。

　　“刑法的修改应当与社会发展合拍，比方刑法修正案环绕可怕犯罪、盘算机犯罪增设的一些罪名，1997年刑法修改时是考虑不到的，那个时候问题并没有浮现出来，当问题比较凸起时，适时修改是必要的。”周光权大加赞美的是刑法修正案(七)的首次立异???从1979年到当初30年了，刑法的修改从来都是增设罪名或进步法定刑，但是这次首次降低了绑架罪、偷税罪的法定刑，这是素来没有过的，“此次修改不是一味增添新罪、加重刑罚，而是对法律以前规定着重或者分歧理的处所进行调剂。做‘加法’的同时也做‘减法’，这是很好的立法趋势。”

　　“这个思维过程是很周密的，是层层推进的，咱们可以借鉴这种思维模式、断定犯罪的办法，但只是借鉴而不是照搬，目前海内已有不少教学都在做着这方面的探索。”周光权先容说，像陈兴良、张明锴传授都提出了犯罪构成两阶层理论。

　　他还做过一些调查。他发现，司法实务中，对诉讼欺骗行动，不少法院都定性为诈骗罪，但也有良多法院认难堪以查究刑事义务。鉴于司法实务中的做法很不同一，对诉讼诈骗这种迫害比较重大的行为又必须惩罚，而将诉讼诈骗行为解释为诈骗罪并不违反刑法基础原理，周光权建议最高法制定司法解释，将诉讼诈骗行为一律以诈骗罪处置。

　　提到这个问题，周光权会意一笑。作为第十一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委员、立法的参与者，刑法修改的前因后果，他了然于胸。

　　走进周光权的世界，你会发现无论哪种角色，他都定位精准。甚至从他顿挫抑扬的声协调充斥节奏感的文字里，可以找寻得到他当过诗人的痕迹。1991年、1992年，他曾在有名的《星星诗刊》发表过诗歌，他的文笔之美也恰是得益于这段“文学青年”的积淀。如今四十已过，“迷惑”还有许多，所以在博客里他赋予自己另外一个角色???“微颤居主人”，蕴含的深义是:每当仰望星空，面对浩瀚的大做作，面对深邃无边的学问的时候，他的心坎总有一种微微的抖动，无论对知识还是大天然，总坚持着一颗敬畏之心。

　　实在，对于做好挂职工作，周光权对自己的要求是很高的。挂职副检察长不能仅仅停留于做些培训、征询等类工作，还要帮助解决检察工作中碰到的一些最艰苦最尖真个问题，有助于检察机关位置的晋升。好比与一审程序比拟，二审程序很不完美，立法上对其规定较为粗疏，司法解释也很欠缺;对二审案件是否需要休庭审理等问题，检法两家的意识存有不合。那么研究这样的问题，也就捉住了司法实践的难点，对提高检察工作质量很有利益。为此，去年7月12日，在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项明检察长的鼎力支撑下，周光权参与组织召开了由北京市一分院、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清华大学法学院结合主办的“刑事二审程序:困难与应答”论坛，高检院常务副检察长张耕、最高法副院长张军、中国政法大学终言教授陈光中等悉数与会。该论坛举行得十分胜利，在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影响很大。

　　A 学者的视界：跳出刑法看刑法

　　参加立法、审议法律草案的阅历，让周光权对峙法机制也有了更为深刻的思考。他剖析说，立法技巧高明与否，取决于立法者的利益均衡才能如何。一部高品质的法律出台必需经由这样多少个程序:起草时，法律的起草者应抉择不同地域介入实践，进行立法“蹲点”和“取样”;各专门委员会在提出意见之前，先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倡议；草案在提交法律委后，还需进行3次以上立法调研，充足听取各方意见，网上征求看法时，最好履行实名制，并建立反馈机制;草案进入常委会会议审议阶段，应该有个充分的争辩机制，让不同的声音在破法的进程中表白出来。“慢工出粗活，这样的立法可以防止部分好处法制化，更能够使立法和中国基层社会需要之间的缝隙得到弥合。”

　　“对于司法实践中的难点，立法也在亲密关注。自1997年刑法修改至今，11年间先后有7个刑法修正案出台，如斯频繁的修改，是否阐明1997年对刑法的修改不尽成熟?”记者问道。

　　周光权所说的尝试包含他在一分院所做的摸索。2007年11月30日经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39岁的周光权被任命为北京市检察院一分院副检察长、检委会委员，分管研讨室跟二审处。

　　C 立法参与者的反思：恰当放缓刑法修改步调

　　“刑法学体系需要重构，现有的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也需要改革。”周光权的观点发人深省。他说，现在占主流地位的犯罪构成四要件说，遵守的是平面式的机械相加的思维模式，由犯罪客体、客观方面、犯罪主体、主观方面组成，就像搭积木一样做着加法，这是建国后我国全方位学习苏联的产物。虽然四要件的构成简练明了、便于司法实务操作，但因为其拼凑式的逻辑架构，使得四要件说面对事实中的疑难案件往往一筹莫展，在客观上也造成了我国与国际刑法学界在共犯、紧迫避险等问题上对话的难题。影响了100多个国家的德日精细的“三阶层”犯罪构成理论值得借鉴。“三阶层”犯罪构成理论采取了阶层式的立体的方法论，由构成要件契合性、违法性和有责性构成，吻合从客观到主观，从形象到详细，从控诉到辩护这种反抗的思维过程。

　　在周光权看来，学习鉴戒苏联刑法实践基本上树立的中国刑法学，最大的问题是着眼于处分、控告，满意于政权保护以及司法权畅通无阻运行的需要，不给辩护人的辩护留出轨制空间。然而，中国在建想法治国度，在这个过程中，须要斟酌怎么样制约司法职员的权利，而这种限度、制约来自于被告人及其辩解人。

　　周光权，199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法律系，1999年毕业于中国国民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为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检察院一分院副检察长(挂职)。重要研究范畴为刑法学，已出版专著6部，在《中国社会迷信》、《法学研究》等国内外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取得省部级奖励、清华大学学术新人奖等近10项嘉奖。

　　“这两块工作量很大，前者要组织调研，调研要有结果，后者主要工作有两块，一是抗诉案件，北京西片9个区县院的抗诉案件，我们都要审查，并出庭支持抗诉;还有一块工作，主要是对北京西片的9个区县院的疑难案件进行领导。”对于周光权而言，挂职不是虚名，而是一个实真实 未审在的检察官，对分管的工作他有权而且必须“拍板”，所以“深感责任重大”。比如凡抗诉案需要列席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审委会的，根本上都是他去。他去年办的案子，包括参与探讨、签字的案子，在100件以上。去年6月，他还作为一起抗诉案件的承办人，出庭支持抗诉，北京西片9个区县院的主管副检察长和公诉处长近80人旁听观摩。

　　B 检察官的实践：挂职期间的改革与尝试

　　事实上，他所做的工作有了切实的后果。一分院的检察官们反应，法律文书不再简略地依照传统的犯罪构成四要件来叙述，而是重视说理，当事人看到法律文书后口服心服，可能最大限度地做到案结事了。

　　“检察长亲身办案，检察长出席审委会的理论与实践，都是高检院倡导的，也是司法工作机制改革内容的一部门，缭绕这些方面我只是做了一些探索。”周光权比拟低调。

　　教授、人大代表、立法参与者、法律监视者四种角色集于一身，周光权的“累”是确定的，但是他有自己的放松方式，“我每天晚上6点到9点什么都不做，就陪4岁多的女儿玩。”这近三个小时是他天天的幸福时间。

　　“不外，我最爱好的仍是老师这个角色，”周光权弥补道，“由于这是我的本行。承当其余工作固然很辛劳，但这些工作与教养、科研工作是互补的、相通的，只有时光部署好了，是可以彼此增进的”。

　　“挂职工作虽然很辛苦，但播种也特殊大，有些案件在高校是找不到的。”周光权感想最深的是，理论与实践两种思维方法很轻易互相对立，互不理解。而高检院在全国推广的学者挂职是一个很好的道路，让学者参与司法实务，理论与实践可以得到很好的沟通。他发自肺腑地说:“理论与实践相互之间应给予‘同情式’的懂得。”

　　刑法学，被周光权视为“命脉”。他的博客中有句直抒胸臆的抒发:“立足中国刑法，点滴推动法治”，而作为博主的主名就是“刑法天下”，可见刑法在其心目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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