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操作风险角度解析2016年6大票据案件

2016年以来，银行票据案件频发，涉案金额较大，产生影响恶劣，究其案发原因，操作风险管控不到位是根源，甚至这些案件大多都可以归结为由操作风险引发。现将2016年以来的相关案例进行整理，并对其中凸显的操作风险进行剖析。

 

一、2016年典型票据案件

 

（一）农业银行北京分行39.15亿票据案件。2016年1月，农行北京分行发生重大票据案件，2名员工在买入返售业务中涉嫌勾结票据中介，以“一票多卖”方式非法套取38亿元票据，同时利用这些票据进行资金回购，且未建立台账，回购款被挪用进行股市投资，出现巨额资金缺口无法兑付。该分行保险柜里除了虚假贸易背景的假票，更有相当部分票据被替换成报纸。

 

（二）天津银行7.86亿票据案件。2016年1月，天津银行上海分行（据该行公告，实际为该行同业市场部上海分部）与稠州银行开展一笔9.87亿元银行承兑汇票买入返售业务。2016年4月6日业务到期日，上海分行收到张家港某贸易公司（该公司由票据中介汇通金融实际控制）划付的２亿元，其余7.86亿元未到账，而票据包提前释放。天津银行上海分行员工张某勾结多名票据中介人员，在明知交接的票据包内无票据的情况下，于2016年1月13日在非指定场所单人与票据中介进行票据包交接（未拆包验票），再安排票据复核岗员工在未见证验票的情况下共同在封包上签字、填写业务跟单资料并办理入库手续。2016年4月6日，张某谎称对手银行要求提前取票，电话指挥复核岗员工办理票据提前出库并交给一名票据中介。套取的资金可能被用于股市交易。

 

（三）中信银行9.69亿票据承兑案件。2015年5月至7月，中信银行兰州分行工作人员伙同外部人员利用伪造的银行存款单等文件，以虚假的质押担保方式在银行办理存单质押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并在获取银行承兑汇票后进行贴现，骗取9.69亿元，用途之一是配资炒股。

 

（四）安徽某银行5亿元异地同业投资诈骗事件。犯罪嫌疑人丁某等冒充A银行某分行（以下简称A银行）工作人员，以推荐高收益理财产品名义与B银行某分行（以下简称B银行）取得联系，双方商定通过C资产管理公司（为B银行旗下同业业务专营子公司，以下简称C公司）购买A银行理财产品5亿元。丁某等利用事先骗取的C公司开户资料及伪造的C公司印章，在A银行开立了同业活期账户，获得了账户的实际控制权，进而将B银行5亿元资金骗至该账户。后期，B银行在核对同业投资回单时，发现回单上的银行账号与C公司实际开立的账号不符，遂向公安机关报案，对C公司账户予以紧急止付，风险事件得以堵截。

 

（五）辽宁抚顺4亿元票据诈骗案。2016年1月，辽宁抚顺警方查获票据诈骗案，犯罪嫌疑人陈某伪造银行承兑汇票，以票面500万元实际2万至3万元的价格卖给众多犯罪嫌疑人，层层加价，最后以20余万元的价格卖给犯罪嫌疑人梅某。1月上旬至2月上旬，梅某在购得4张总面额1900万元的伪造银行承兑汇票后，从辽宁抚顺某公司先后骗取3200吨总价值620万元的钢材，将进价2080元每吨的钢材以1500元至1600元不等的低价变现，共获赃款447万元。该公司在将其中1张400万元的承兑汇票背书至下家企业到银行贴现时，发现承兑汇票系伪造。公安机关查明犯罪嫌疑人之间交易了大量伪造记账式国债、伪造银行商业汇票，票面金额累计达4亿多元。

 

（六）恒丰银行13亿电票欺诈案。河南焦作中旅银行一离职员工伪造该行的资料和印鉴，在工行廊坊分行开办电票代理承兑业务，并开立了虚假电银，贴现后又通过恒丰银行青岛分行过桥卖出，涉案金额约13亿元。此案2016年8月被恒丰银行发现。

 

注：以上案例均来自网络公开信息。

 

二、操作风险分析

 

上述案件中，除了安徽某银行及时堵截的票据案、辽宁抚顺发生的票据造假案、恒丰银行电票诈骗案是属于外部欺诈之外，农行、天津银行、中信银行的票据案都有内部员工参与，且都存在内外部勾结，资金去向也都涉及股票投资，其中前两者又都是与票据中介机构或中介人员勾结。农行票据案的特征是一票多卖、票据实物被掉包，天津银行票据案特点是到期未收到全款就释放票据包，且买入和释放两个环节都未执行严格拆包验票，中信银行票据案的特点是虚假存单质押办理票据，通过贴现套取银行资金。以下从银行内部管理、操作风险防控角度对农行、天津银行、中信银行的案例进行分析。

 

银监会发布的《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指引》，借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的定义，界定操作风险是由不完善或有问题的内部程序、员工和信息科技系统，以及外部事件所造成损失的风险。直接来看，三个案件均涉及内部员工，显然也涉及程序方面的纰漏。信息科技系统的不健全，也是违法者得以钻营的重要原因，而外部资本市场的变化造成的高风险投资冲动、外部中介机构或中介人员的违法行为，也是形成这些案件的原因。因此，这三个案件可以说都同时具备操作风险全部四大因素的背景。另外三个案件的外部欺诈，自然也属于操作风险的范畴。

 

（一）内部程序缺陷

 

一是规章制度不健全。从天津银行案例看，该行未按监管要求完善同业业务专营制度，总行、分行、同业市场部及其分部相关规章制度缺乏有效衔接，管理权限、工作内容和流程界定不清，本该由持牌专营机构独立经营的业务还使用了上海分行的印章，导致该分行也牵涉其中。

 

二是考核机制不科学。存贷款规模、中间业务收入是银行的重要考核指标，票据业务在某种程度上变成银行调节贷款规模的重要工具，业绩和考核的压力，使业务人员为完成任务忽视风险甚至主动违规操作。

 

三是制度执行不严。农行、中信银行、天津银行1至2名员工涉案且产生重大损失，反映出这些机构未严格执行内部规章制度，业务审核不严，印章管理不规范，票据业务人员存在兼岗、混岗情况，对重点岗位监督管理以及内部检查不到位。在票据交易环节离行离柜办理票据贴现，未能在指定业场所和监控环境下完成对票据的审验和交接；在票据保管环节，未能严格执行票据实物清点交接登记、出入库制度，未能定期查账、查库，票据清单与票据包内实物票据不一致。农行票据案中，出现一票多卖和部分票据被替换成报纸的低级错误；天津银行票据案中，从中操纵的内部员工可以左右其他岗位（复核岗）的行为，在买入和返售两个环节都能做到不经拆包验票就可以出入库，且获得复核签字，说明内控制度中的制约监督机制形同虚设，违反了制衡性原则。

 

即便是属于外部欺诈的恒丰银行电票案，其中也存在交易对手行对电银账户资料真实性审核不力，违反有关审核要求的问题；恒丰银行青岛分行自身也因票据来源于大行而丧失了警惕，放松了进一步审查。

 

（二）员工因素和内部欺诈

 

个别业务人员丧失职业道德，企图利用职务之便谋取非法利益，而银行内控环境对此未能形成有效制约。还有些业务人员风险意识淡薄，责任落实不到位，对内部违法人员的行为不加审核鉴别，言听计从，丧失原则，放弃了基本的履职意识。中信银行案例反映出业务中未能严格审核真实贸易背景，对申请人资格、贸易合同、增值税发票、背书签字等资料审核不严。天津银行案例中复核岗员工未能履行岗位职责，容忍并配合犯罪嫌疑人完成违规操作。上述票据案件均涉及银行内部工作人员恶意违规办理业务骗取资金，存在内部欺诈或内外勾结欺诈。

 

（三）外部事件（欺诈）

 

在股市、民间高息贷款及某些高风险投资领域积累泡沫阶段，不法分子特别是一些票据中介受高收益的驱使铤而走险，通过虚假贸易合同、增值税发票、虚假担保凭证等手法骗取银行承兑汇票，经过交易或者贴现，套取银行资金投入高风险资金生意来赚取利差。这其中存在期限错配，可能导致流动性风险；而且从市场风险来看，如果市场符合预期，相关交易对手的投资安全回收，票据的风险不会显露，而一旦因市场波动导致投资巨亏，票据到期或买返交易到期势必无法归还票据资金，风险会直接进入银行体系。辽宁抚顺案件中犯罪嫌疑人伪造、克隆票据，以贴现或票据转让等形式进行诈骗，投资高风险领域。安徽异地同业投资诈骗事件中，票据中介通过选择与内控较弱的中小金融机构合作，租用账户和印章，收取、买断票据，甚至伪造贸易背景、提供虚假担保等方式进行诈骗。

 

（四）信息科技系统不完善

 

上述票据案例大多采用传统纸质票据，票据的签发、承兑、背书转让等仍主要采用实物券形式和原始的手工交易方式，受手工操作自身存在缺陷的影响，重复合同、发票，伪造、变造票据的鉴别难度较大，交易、保存、交割等环节也面临很大风险，极易给不法份子以可乘之机。

 

恒丰银行电票诈骗案，则说明即便加入电票系统也并非万无一失，若票据交易准入环节、贸易背景就已经造假，那么电票也不能防范前期审核中存在的风险。

医药器械行业工商管理高级研修班 房地产运营与创新总裁(CEO)班 电子商务与互联网思维管理高级研修班 清大工商管理总裁高级研修班 股权投资与资本运营董事长决策班 公司治理与资本运营总裁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