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出土文献与古史重建 - 清华大学消息网

2014-07-02 16:18 来源：http://www.ceo315.org/ 阅读：次

　　当初晓得，殷墟甲骨卜辞以两个时期的为最多，一个是武丁时期，一个是商末文丁、帝乙、帝辛时期。

　　甲骨文和金文，用现在通行的词语说，都属于出土文献，所以王国维心目中的“二重证据法”，实际上是传世典籍与出土文献的彼此印证。只管如斯，王国维根据他所能应用的出土文献甲骨金文材料，在古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光辉的事迹。他的几篇名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轨制论》等，都是不朽的论作。特别是他对商朝世系的论证，阐明了《史记•殷本纪》基础真实可托，使“载祀六百”的商代历史存在和确破无可疑惑，切实是古史研究中的大事。我们依据出土文献来重建古史，应该以王国维先生的工作作为典范。

　　从上个世纪70年代出土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到90年代出土的湖北荆门郭店竹简，再到近年从海外购回的上海博物馆藏竹简、清华简、北大简等，大批出土文献的发现，大大推进了古文字学、古文献学、思惟史、哲学史的研究，引领了一股利用出土文献探索中国古代文明图景的学术潮流。作为中华文明与文明的重要载体，出土文献研究已经成为拉动文史哲研究的强力“引擎”，而如何通过实践、范式、方法的总结和翻新，进一步深入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成为相干范畴学者不懈思考和摸索的重要课题。今天，本刊邀请李学勤、黄德宽、朱凤瀚三位专家对此进行解读。

　　商末的甲骨，包含村北系的黄组卜辞跟村中南系的无名组晚期卜辞，数目也比拟多，内容波及主要历史事件，如对盂方、夷方等的战斗等。同时，这个时代的金文亦多，不少可与甲骨卜辞接洽对比，增添咱们对当时历史的意识。

出土文献与古史重建

　　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然而和其余古代文明国家一样，我们的古史越向上追溯，就越显得含混荒昧。造成这种景象的起因，主要是时光相距长远，当时能传留到后代的信息不多，同时受古人思维观点影响,清华大学总裁班，实在的历史信息常与种种神话传说混淆在一起，不易辨别。因而，古史已被遗忘淡化，须要重建，而问题的中心在于重建的方法道路。

　　王国维所讲的“二重证据法”，是以他自己多年研究实际的丰富成果为基本的，天然也未免受到他那个年代历史前提的限度。他在《古史新证》讲义中列举“纸上之资料”，从《尚书》《诗》《易》，始终到周秦诸子和《史记》，差不多包括了所有有关的传世典籍，而“地下之材料仅有二种”，即甲骨文字与商周金文。王国维当年只能提到这两者，由于那个时候中国的古代考古学仍处于发轫阶段，到后来李济先生论“古史重建”时，就将原野考古放到凸起的地位了。

　　由上世纪50年代起，发现了在商代甲骨文以外还有西周的甲骨文。西周甲骨卜辞迄今已有一系列发明，地点广及山西、陕西、北京、河南以及山东，然而数量较为零星。其间最重要的是陕西岐山凤雏和周公庙出土的卜甲，其卜辞对研究周初历史有很大裨益。

　　青铜器及金文的研究，固然起源甚早，在宋代已相称发达，然而近年仍是有十分大的先进。西周王室世系的证明，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上面我们已经说到王国维以来的学者怎么依据甲骨文的研究，证实了《史记》的商王室世系根本可据，但西周世系的论证要晚很多。1976年陕西扶风县庄白村出土的史墙盘，列举了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的名称，作器时的“天子”是恭王，这只有世系的前一半。到了2003年，陕西眉县杨家村出土了（佐，或释）盘，在恭王之下又补上了懿王、孝王、夷王、厉王，作器时“皇帝”是宣王，这样，除西周末代幽王外，世系业已完整，列王次序全同于《史记•周本纪》。

　　以下就让我们瞻望一下出土文献研究对古史重建可能获得哪些结果。

　　今天，在中国考古工作迅猛发展之后，与古史研讨亲密关系的出土文献，其内涵的丰盛、品类的繁多，都远远超越王国维那个时期所能设想。出土文献研究自身已经构成了四个学术界公认的学科分支，即甲骨学、青铜器及金文研究、战国文字研究和简帛学。通过这多少个学科分支的提高，学者们正在古史重建的途径上一直前进。

　　首先是周初的武王、成王时期。如利簋记伐纣牧野之战，大保簋记平武庚三监之叛，方鼎、禽簋记周公东征，沫司徒簋记封康叔于卫，何尊记营造洛邑等等，都可与《尚书》《史记》等典籍对照。

起源：光亮日报 2013-9-11 李学勤

　　再就是西周晚期的厉王、宣王时期。过去关于厉王时的历史，能从古书里知道的，差不多只有任用荣夷公专利，激发国人起义一事。因为一批当时的金文，如宗周钟、伯父簋、翏生盨、鄂侯驭方鼎、禹鼎等的发现和考释，大家才懂得到厉王之世南夷、东夷入侵，造成战乱的情形。至于后来宣王继位，王朝对南方夷人与北方狁作战等等情节，有不其簋、虢幼子白盘、兮甲盘等金文。宣王十八年的驹父盨、二十三年的文盨，更是所谓“宣王复兴”的证据。

　　上世纪20年代开端，连续到抗战的“古史辨”大讨论，归根结底恰是古史研究的办法论之争。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疑古学者，接续康有为、崔适的学说，对传统的古史观作了全盘的检查清算。在这一探讨期间，王国维先生1925年在清华讲解《古史新证》，提出了有名的“二重证据法”，既批评了“信古之过”，也责备了“疑古之过”。他以为疑古学者“其于猜忌之立场及批驳之精力不无可取，然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足之处置也”。他所说“二重证据法”，是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两者相互印证。作为古史研究的方式论，王国维这一论点对学术界有深入启示，成为后来中国古史研究和考古学严密结合的先声。

　　西周有三个时期的金文，数量最多，内容也最重要。

　　武丁即传世典籍中的殷高宗，据说在位59年，属于这一时期的卜辞，差未几占所有殷墟卜辞的一半。特殊是小屯YH127坑和花园庄东地出土的卜辞，已经得到初步整顿，相称详细地展现出武丁盛时的历史面孔。

　　既属于战国文字研究，又属于简帛学，兼跨这两个学科分支的出土文献，是战国简帛。大家知道，在从前历史上有过两次战国简书的重大发现，就是西汉前期的“孔壁中经”和西晋初年的“汲冢竹书”，前者之中的古文《尚书》、后者之中的《纪年》，都长时期影响着古史的探究。近年战国简帛有一系列发现，内容为严厉意思上的书籍的，主要有三批，即1993年在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郭店简，1994年上海博物馆入藏的上博简，2008年清华大学入藏的清华简。

　　先谈甲骨学。近些年来，对于殷墟所出商代晚期甲骨卜辞的分期断代，学者已经建立了新的学说体系，将卜辞分辨为王卜辞和非王卜辞，再把王卜辞划分为小屯村北与村中南两系，这大大方便了卜辞的整理释读，使卜辞所反应的史事更明白正确地浮现出来。

史学话题：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化

　　郭店简、上博简和清华简都是在公元前300年前后书写的，其文字是当时的楚文字，其性质是秦代焚书以前的书籍，书的种别则互有不同。郭店简是儒家和道家的著述，上博简亦以儒书为主。清华简则重要是经史之类的典籍，其间以《尚书》一类文献为多，也有《诗》《礼》《乐》《易》等内容。值得留神的是在清华简里面已经收拾出一部完全的史书《系年》，共有23章，概要地记述了自周朝树立直至战国前期的历史。清华简还有一篇《楚居》，具体记录了楚国的世系和历世都邑所在，如联合上博简多种有关楚史轶事的篇章，可能对楚国历史有所弥补修改。

　　其次是西周早期之末的昭王时期。古书所载昭王向江汉地域发展，如古本《纪年》说的讨伐楚荆及到南方巡狩史事，大多可在金文中得到确证。比较重要的，关于伐楚荆有令簋、京师畯尊、胡应姬鼎等；对于南巡的有静方鼎、中方鼎、中甗、析尊卣等。

　　能够预感，今后出土文献的品类和数量将越来越多，通过“二重证据法”，与传世典籍结合互证，我们必定可能更好地重建古史，说明我们民族、国度和文明的来源。（作者系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维护核心主任、国际欧亚学院院士）

编者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