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开启全面改造的新阶段 - 清华大学消息网

2014-06-18 11:47 来源：http://www.ceo315.org/ 阅读：次

　　问：怎么才干“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这次《决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直接深刻到国家治理体制的层面。依据我个人对国家治理体系的理解，应包括以下几项制度——第一，国家权力的运行、配置、束缚和监视机制，这是重要机制。政府的善治机制当然包括在内。在中国的特别情形下，党和政府的关系机制也应包括在内；第二，独立的司法体系；第三，鉴于当代不少国家都存在腐烂问题，因此反腐败机制应独自列出。强调反腐朽体制机制的创新和制度保障，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百年大计，得有长效机制。财产公示就是一个很好的制度部署。除此之外，还有社会治理机制（包括《决定》提出的体系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等。从制度角度着眼能够把权利关到笼子里。

　　第二，政治社会领域的潮流是公平正义。追求公平正义是人类的本性，不仅发展中国度，发达国家同样如斯。例如美国青年的“占据华尔街”活动，就是寻求公平正义的详细举动。可见，无论欧美仍是发展中国家，只管各公民众表白情势不尽雷同，但大众召唤“社会公平正义”的诉求是实质的、共同的。《决定》从经济改革到政治改革，从文化改革到社会改革，乃至生态文明领域的改革，从不同方面贯串了公正正义的精力。当然，要实现公平正义还须要作艰难尽力。

起源：中国青年报 2013-12-9 常修泽

　　要树立服务型政府，就意味着政府的职能要转到公共服务、市场监管和增进共同富饶等方面来。经济方面重要是坚持宏观经济稳固，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在“经济调节”的借口和旗帜下干预微观经济。

　　第二，它不是对原有体系枝枝节节的修补或改进，而是一种制度性的变迁。20多年前，那时我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从事轨制经济学的理论研讨，曾于1994年实现并出版一著述，题为《中国：“换体”的革命》。这是从经济体制改革角度来探讨的，中心问题是主意换资源配置的主体。从前是政府配置资源，规划配置资源，这个“体”要换，打算为“体”变成市场为“体”。我这个思路是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及相应的哲学范围——“体和用”得到启示的。当时不少人对市场配置资源往“用”这个层次上理解，我认为那不够，市场配置资源不是在“用”的档次，而是在“体”的层次。因而，我在那本书中说，经济改革是一场革命，而不是枝枝节节的修补和改良。

　　第一，经济上的潮流是市场化、寰球化、信息化。2008年金融危机暴发当前，人们对市场经济有所反思，这是应当的，但也同时呈现了一股批评和否认古代市场经济的思潮，甚至有人以为市场经济是中国问题的本源。我认为，市场经济是有缺点，有显明局限性，但是从这个时代来看，比拟起来，当今世界还找不到比市场经济更好的资源配置机制。《决定》把本来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施展“基本性”作用改成“决定性”作用，这是重大的实践晋升，象征着中国将与“政府主导型”模式或称“政府干涉型”模式离别。很显著，中国大踏步地赶上了时代潮流。

　　答：孙中山先生有一句名言：“世界潮流，浩浩大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共产党是不是大踏步赶上这个时代潮流了？那咱们就要研究新的时代潮流是什么？

　　问：如何理解《中共中心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改革开放是“新的伟大革命”这一提法？

聚焦十八届三中全会

　　第一，首先要明确，这里讲的是“新的”革命，而不是“老的”革命。中国的改革，不是传统意思上的“革命”，它与过去那种以武装奋斗、暴力革命为主要特点的革命有准则差别。

　　答：这个问题可从中国第三波转型的角度去掌握。2009年我曾提出过“第三波转型”理论观点。在我看来，“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大陆局部）已阅历了两波历史大转型：第一次是以1949年为标志的社会制度转型；第二次是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经济体制转型（这场转型还没有完成）。我认为，以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将进入第三波历史大转型阶段。第三波转型新在哪里？它不仅仅是经济转型，而且是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在内的“五环式”的全方位转型。

开启全面改革的新阶段

　　今天，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已进入全面改革的新阶段，改革的领域已不仅是经济体制，而且包括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全面改革同样也不是枝枝节节的修补和改良。《决定》提出“国家管理系统和治理才能现代化”的命题，就波及重大的制度立异问题。

　　（作者系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核心研究员、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学、博士生导师）

　　在我看来，当今有三大时代潮流比较明显：

　　问：如何理解“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进步文化、协调社会、生态文明”这一提法？

　　同时在未来政府管理中，我感到，各级政府的角色可能也要有所变更，比方说是否会变成中破型政府：我在早先出版的《包容性改革论》一书中提出，“包容国有与民营”、“包容不同社会阶层”。在经济运动中，在国有和民营经济眼前，政府站在哪一边？中立。在企业和劳工（或者说资方和劳方）面前，政府站在哪边？我的看法是，政府应该处在一个超然的地位，做好公共服务。

　　■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标记，中国的改革已进入全面改革的新阶段，改革的范畴已不仅是经济体制，而且包含政治体制、文明体制、社会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全面改革也不是枝枝节节的修补和改良。

　　答：“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也是一个世界性的困难。1940年代抗战时代，美国一个记者团到访延安，看到延安无比廉明，对此大加赞美。但宋美龄说：“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滋味。”她提出了一个尖利的命题。当尝到权力味道后怎么办？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提到我们日程上来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要强调制度的作用。

　　问：怎么懂得《决议》将改造开放看作党跟国民事业“大踏步遇上时期的主要宝贝”？

　　第三，要把《决定》第一条讲的改革开放是“新的巨大革命”与第二条讲的“完美和发展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制度”联合起来理解。要掌握“革命”与“完善”的同一，以求得最大政治公约数。

　　问：如何理解“建立服务型政府”？

——《决定》多少个重要观点之我见

　　答：改变政府职能，深入行政体制改革，就要建想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的对峙面就是管制型政府或者叫干预型政府。中共十六大呈文的提法,清华大学总裁研修，政府的职能是四条，而且次序是有讲求的，第一是经济调节，第二是市场监管，第三是社会治理，第四是公共服务。这次作了重大调剂，明白指出和强调建立服务型政府。

　　这就是说，中国下一步是要推动“五环改革”（参见拙著《人本体制论》）或说全面改革。五个“环”都有一个“轴心”，经济改革的中心是市场经济，政治改革的中央是民主政治，社会改革的中央是和谐社会，文化改革的中心是先进文化，生态资源体制改革的中心是生态文明。这5个要害词，20个字，是未来全面改革每个领域核心的目的，每个改革都要奔着目标走，缭绕轴心转。

　　常修泽答（下同）：改革开放是“新的伟大革命”，是一场革命，这个判定相称高深。此前有一个重要的断定是邓小平同道作出的，他在1980年代有一句话：“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第三，人类文化发展中的包容互鉴潮流。青年友人要认清一个趋势，中共十八大提出“倡导人类命运独特体的意识”，是十八大讲演的明显亮点。今年6月，习近平与奥巴马在安纳伯格庄园会见提出“容纳互鉴”，这是一种新的意识。跟着大国之间关联的“包容互鉴”，多元文明之间的融合或兼容势在必行。中共十八大所提出的“人类运气共同体”，固然还只在“提倡”阶段，而且真正实现起来难度十分之大（例如，从近日的西太平洋风波就能看出这一点），然而人类文明的包容性发展作为一股历史潮流，是拦阻不住的。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谈四点：

　　第四，改革开放是“新的伟大革命”这一提法，与邓小平的“第二次革命”的提法，是一脉相承的。但这里用“新的”而不涌现“第×次”的提法，我认为是为将来改革预留了足够的历史空间，由于“改革无尽头”。到底有多少次，当初很难说，用“新的”一词带有与时俱进、一直翻新的蕴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