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旧事的中国记述 - 清华大学消息网

2014-06-14 21:20 来源：http://www.ceo315.org/ 阅读：次

　　然而，既然现在连“良史”本身都不存在了，那些想要为非作歹的人，也就更加胡作非为了。比路易十五那句“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更为可怕的是，眼下就连“死后”也都再没有人觉得害怕了，因为索性再没有史家们去秉笔直书了，而且人们也干脆不再阅读历史了。

　　更加讥讽的是，在解构掉了史学的主流之后，反而是曾被儒家强力压抑的、以往不能登堂入室的“佞史”传统，倒在官僚统治的现代社会遍地开花了。回顾起来，沉迷在经学诠释中的历代学者，早就借着对于所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的说明，而指出了这种“小传统”的暗中存在：

　　那是将来人们注视的眼睛。

　　正因为这样，当今的中国史学家们，也都罕有那种奋勇的担负了。我反而时常痛心地看到，那些研究中国经学史的人，可以比朱熹还更明白历史的细节，然而这些从业者的均匀道德水准，即使以较为委婉的口吻来表述，也相对不会高于一般的庶民。

（作者系清华大学传授、国学研究院副院长）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皇帝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

　　与此同时，想一想孔子、司马迁和司马光，我们又可以知道，中国的文化传统相称地不同于希腊，在其内部的诸学问分野，并不是在互相争执与贬损，反而常常要由四部之间（经史子集）来彼此补充。

这种把对于往事的记述看得“惟此为大”的传统，一直在中国文明的进程中传递和延续下来

　　可实际上，假如再度回到露丝·本尼迪克特的前述态度，我们并不难发明，其实任何模式的人类文明——当然也包含迷信的西方文明——都会有本人的难以自发到的“文化前懂得”，都有它们掩藏在基础学识之下的地平线。

　　对于这一点，即使到了中国文明已在崩溃的时代，我们也还能从早期清华国学院的老师构成中看出来——它那驰名中外的“五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虽然其知识面都非常广博，但其中为主的都还是以史大名家的。

　　“三代以上之为史，与三代以下之为史，其同异之故可知也。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夫记注无成法，则取材也难；撰述有定名，则成书也易。成书易，则文胜质矣。取材难，则伪乱真矣。伪乱真而文胜质，史学不亡而亡矣。良史之才，间世一出，补偏救弊，惫且不支。非后人学识不如前人，《周官》之法亡，而《尚书》之教绝，其势不得不然也。”（章学诚：《文史通义》）

　　事实上，那些被孔子深度厌恶的“巧言令色”的佞史，向来都比胆识具备的令人钦敬的良史更容易谬种传播，因此也更轻易构成气象。于是长期以来，他们总是可以提供大部头的史籍来掩饰太平，总是可以供给最琐碎的断烂朝报来堆满书架，总是可以提供无厘头的野史掌故来充满巷议，总是可以反复炒作旧芝麻陈谷子来为传媒补白……然而，他们到头来也总是逃不脱这样的不治之症：无论如何也提不出任何独立的识断、断定与决定。而由此一来，这群人简直就把整个历史学科都给花费和透支掉了，也就是说，他们既已向当朝的显贵证明了，历史编辑对于任何分歧理的东西都是有利无害的，其实也就向后世的子孙证实了，历史编纂对于任何严正的精神事业都是毫无意义的！

　　有意思的是，大略恰是为了湔雪这种“国耻”，还专门在这么一个现时代，在位于中国境内的西藏，挖掘出举世最长的中国史诗——《格萨尔王》。

　　由此，也就想到了露丝·本尼迪克特的“文化绝对主义”——无论她的详细论点如何受到学术史的洗汰，然而她那种富含同等精神的方式革新，都从未显得过期。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这就不光是矫枉过正的问题了，这是完整发展到事件的背面了！原来，人们是嫌古代的史学还不够“求是”和“求真”，才动议要向西方史学学习的。可他们万万不想到，现在这种学习的成果却是，反而损失了做学问的道义条件，沦落到了各种为所欲为的文字游戏中。

　　到了现在，我们的史学倒是越来越科学化、知识化、系统化了。只可惜，在以个人为翻新本位的西式专利轨制下，由于各种各样的身外之物的诱惑，以致种种处心积虑的“反弹琵琶”，简直已是层出不穷和怪罪不怪，从而使得史学不仅不再能倚靠经学，反而往往更加雷同于文学。

　　另一方面，正由于有了“《诗》亡然后《春秋》作”的道义出发点，有了圣人训诫的谆谆教诲，又使得中国的那些史家们，即使身在官场甚至宫中，也仍旧相称程度地保留了“秉笔直书”的史德。在这方面，正如人们所长期熟知和传诵的，呈现过很多非常感人的好汉故事。

　　这也就意味着，“史”这个字在这里指称的，当然不会是能写出《春秋》的“良史”，而是在此之前未然广泛腐化的、正分工主持着文书的“祝史”，或者被孔子所深度讨厌的、只会“巧言令色”的“佞史”。对于这种社会的分化，章学诚的表述虽然不同，但也有大抵好像的阐述：

　　尤其是，如果斟酌到路径依附的问题，由于对于往事的记述，在中国文明的特有结构与文化心理中，原本占领着更为重要的地位，那么，由此带来的文化杂乱与失序，也就意味着更加深重的问题——由于“史教”的衰微，这个文明正遭受到异常独特的重大危机。

因为“史教”的衰微，这个文化正遭碰到十分奇特的重大危机

　　齐景公有马千驷，逝世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论语·季氏》）

　　所以，如果我们还保有对于异在文明的敏感，尚未被近代以来的西方冲击所全然同化，那么我们就不妨说，在古希腊的文化发展过程中，之所以有传统上所谓的“文学年代”和“哲学年代”等等，其底层的原因就在于，文学、哲学和史学各科，一直都在相争与角力。

　　然而这种情形，对于同样处在“轴心时代”的中国人来说，却完全是不可设想的。无论如何，史家在中国文明中的地位，显然都是相对更高的、不受争议的；而他们所代表的那种知识类型，也是所有学者都必须具备的。

　　然而，如果把思维解放一下，反而可以转而悟到，不再依附盲诗人的群体传唱来记述往事，正阐明古代中国早在往事记述方面，有了更加个性化的、从而更加发达的写作方法。也正是这一点，才使得史学在中国社会的权重更大。

对于往事的中国记述

　　也正因为这样，所谓“刚日读经，柔日读史”，才会成为士大夫们的标准日常功课。我屡次就此强调指出，这种分为“四部”的知识，更像一个人的五腑六脏，根本就不容割裂式的分工。所以，经学和史学之间的互动与增进，即既从过去的往事中找出道德教训，又基于纲常伦理来反思既往历史，从来都是最典型和常见的中国浏览心态。

　　出于同样的心理原因，基本的史实，作为一种共通的经验，作为一种认同的基础、一种诵念的常项、一种标准的记忆，也并不需要过于别具匠心的、作为个人专利的刻意“立异”。所以，如果有人执意去做“翻案文章”，这种小知间间地耍“小聪慧”，绝对会被具有古风的史家们所嫌弃。

　　这样一来，历史学家们，也就从最值得尊敬的、代表文明高度的人，一下子改变成了最可有可无的、基本不值一提的人了。这也就是陈寅恪所代表的那种气节和睦度，为什么突然显得如此遥不可及的起因。

　　只可惜，又显得相当吊诡的是，这些人所表现出的学术水准，也大多只是业余的。所以，那些受过更加严厉训练的——其中当然已包括西学的练习——所谓“学院派”的史学家们，又往往不大能看得起他们。

　　公平而平心肠说，中国的史学传统本身，本来当然既有优良的、需要保留的一面，也有不好的、须要改良的一面。而纵横交错的是，我们现在当然也向西方学界请教了一些值得学习的货色，不外与此同时，我们也把自家本来较有价值的东西，给心怀鄙夷地自强不息掉了。

　　既然只剩下“卑劣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了，那就索性借着这一肚子的下贱去畅通无阻吧——这就是当今中国的主流风习！

　　由此可知，虽然此前早已有了这方面的从业者，但由《春秋》所代表的史学改革，依然是无比要害的转折——无论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的说法，是否确切是于史有征的，总之都因其演成了儒家的尺度说法，所甚至少在后代的沿革中，对于中国的史学起到了症结的型塑作用。

　　这种尊重史学的文化心理，作为一种必备的文化涵养，当然也同样传递给了后来的统治者，对此只有看看范祖禹的《帝学》，就可以获得笃定的了解。而由此就更反过来保障了中国历代史官的高尚地位，从来都跟西方历史学家的地位完全不同。

　　比如，所谓“古史辨派”在现代中国的崛起，以及它所带来的对于传世史料的局外人般的猜忌，就是西方的“科学史学”投向中国的强烈暗影。再比如，所谓“整顿国故”的无谓学术尽力，也无非是要尽量抚平中国文化胆敢跟西方的任何疏离与不同。在胡适看来，那无非是把这样一堆只有文物价值的死物，统统收拾和收纳到他所带来的西方知识系统的抽屉里。

起源：中国青年报 2014-1-15 刘东

　　在这个意义上，由于都是从“六艺”或“六经”传递下来，就像本于《诗经》的后世“诗教”一样，这种本于《春秋》而发展到后世的史学，也应当被视为一种中国特有的“史教”，也就是说，它曾表现为任何寻常士子的日常作业，而且人们是否对它进行重复的复习，也曾形成文明是否畸形延续下去的关键。

　　与之相反，倒是在狭窄的民间社会，还有些以业余兴致来记述往事的人。也反而倒是他们，还更多地保存了以往那种史家的作风，比方从老年人写作的回想录，到记者们写作的历史演义，从已有的历史杂志，到新创的网络刊物。

　　新的转折和闪闪星辰，

　　“史，掌文书，多闻习事，而诚或不足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的确不错，从李济的挖掘工作开始，中国新兴的考古学家们，就总是需要将考古学验证于传世的材料。这种所谓“二重史证”的办法，好像属于本土学者的“科学”。然而转过来想想，在对特洛伊的古迹进行有名的发掘之前，西方的考古学家及其援助人，不也是先受到了荷马史诗的导引和煽动么？

对于道义和价值的深切关怀，对于历史责任的牢牢铭记，贯穿始终地成为这种独特史学的典型特征

　　“纯朴赛过文采，则像一乡野人。文采赛过了浮华，则像庙里的祝官（或衙门里的文书员）。”（钱穆：《论语新解》）

　　所以说，下一位陈寅恪、下一位欧阳修或司马光，乃至下一位孔夫子，才是应该被咱们着急等候的、真正存在文明聚敛意思的“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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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基于比较文学的警戒目光，还确实不能把古代中国的史部文化，径直地等同于西方的history。或者可以不太准确地说，在人类知识谱系的钟摆架上，“史部”曾经在中国更靠近于人文一极，而history在西方曾经更凑近于科学一极？要不就罗唆这么说，史部在传统中国的文化中，重要地还不是一个知识系统，而属于一个价值系统？

　　最恐怖的是，就连良多研究者自己，也长短常坦然地、不以为耻地、自觉被迫地，以此来游戏人生和游戏文字。而这样一来，中国人愿望取法西学而失掉的“提高”，也就忽然变得已是事与愿违了。

　　可真正的麻烦和烦扰却是，由于西方不堪一击般的冲击，大多数中国学者在研究方法上，也都欣怅然地“自我殖民化”了——西方文明长期以来太过强势，以至于某些来自外部的方法与视角，也在宏大的压强下移入了我们文明的内部，甚至竟完全压倒了内部的声音。比如最近，人们对于某些字面上的相同，投以了普遍而持续的关注；然而，除了这种较易辨别的剽窃之外，其实更足以覆灭海内学术界的，恐怕还不是单纯字面上的抄袭，而是对于来自外部的“问题意识”的、不足与外人性的拷贝。

当下中国学界须小心某种“汉学心态”

这种本于《春秋》而发展到后世的史学，应当被视为一种中国特有的“史教”——教化之“教”，而非宗教之“教”

　　“策祝文胜质，则礼所讥失其义、陈其数是也。史官文胜质，则当时纪载或讥为虚夸者，是也。”（刘宝楠：《论语正义》）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我们再看看素为历代士夫所重的官修正史，再回忆一下它的俨然编修进程，也同样可以晓得，这种把对于往事的记述看得“惟此为大”的传统，确实是始终在中国文明的过程中传递和连续了下来。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那么与此相应，固然同样都在记述旧事，然而文化记忆这件事自身，在中国文明的构造中，却是由具备不同位置的社会精英所承当的，由此它的地位也要显赫得多，被重视得多。

　　未几前看到台大的叶国良教学在讲，他们那边当初的学者们只敢循着知识性的立法，去探讨古代人物和材料的真伪、时期等问题，而不敢再随方便用传世资料去立论，也看不到在传世文献与传世文献之间，实在也能够进行彼此之间的互证。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就不妨说，实则此后的中国历史，就是在以一种“向后回溯”的名义情势，来独顺便开展其向前的瞻望，和开拓其发展的门路。它很有理由地认为，要是没有对于原初人类生涯状态的幻想假设，也就失去了让后世复归于此的压服力。

　　而与此相应，我也不去讳言，中国大陆在改造开放当前，也更加进入了史学的“古代化”时代。针对着这种压倒性影响的负面效应，有必要提出忠告：千万不要把美国汉学学得“太像”了——尤其是那些正在构思博士论文的年青人，现在竟连题目的句式都设计得几乎是一模一样。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苏源熙（Haun Saussy）近来冷然向我提出的问题，即中国历史写作如何不同于西方历史写作的问题，看来大体上还属于美国式的“平行比拟”的问题。我胡乱地、未加验证地料想，他或许还是在冒着某种“比较的危险”，要从这个遥远的、孤离的文化传统中，找到一个足认为其本国史学所鉴戒的参照系吧？

　　而惋惜的是，作为受到了他所属的那个传统之强烈冲击的现代中国人，我所看到确当今文明间的借鉴或传布，却主要表示为单方向的和压倒性的，也即主要是由“进步的”西方史学来冲击“落伍的”中国史学，所以，我反而更偏向于应用“影响研讨”的思路，去历史地考核和追踪自家传统的“失踪”问题。

　　同样地，现在再来读早期北岛最著名的那首诗，也会读到对于历史的这种敬畏，那是中国人在失望状况下的最后盼望：

　　回想起来，从前时代的中国人，哪怕是他们旁边的史家，对于历史的懂得也是管窥式的、散点式的、不无含混的，而缺少西方式的知识系统。正是这种显明的缺点，说服了包括梁启超等人在内的学者,清华大学总裁研修，必需要从西方那里吸取史学的养分。

　　但无论如何，儒家当时对于历史叙事的凸起的道德关心，却开辟了记述往事的新型流派乃至主流流派，从而决议性地构成了中国史学的主要底色。

　　只有在这样的基本上，像赵翼《廿二史记》那样的出色点评，作为一种个人的读史心得，才具有一种弥补的主要性。此外，无论施展了多少个人特点，既然是立意要来“秉笔挺书”，就不能过火地掩罪藏恶，于是在中国的史学中，就贯衣着一种朴实的“求是”精神，而正由于此，这种史家笔法仍是和“文学”笔法，截然地拉开了心理间隔。

　　当然也无可否定，西方史学作为一种重要的知识系统，素来都有它值得学习的一面，包括晚近以来的仿佛特别走红的寰球史、环境史、妇女史等等，我今后还会判若两人地，持续主持这方面的先容与引进。只是，这种跨文化的学习，又不能是失去主体性的，和矫枉过正的。

　　当然要留神，在这种意义上，这种“史教”中的“教”字，毋宁说就更倾向于所谓“教化”之“教”，而非所谓“宗教”之“教”。也就是说，它反而是充斥历史教训的，而不是属于先验世界的；它反而是富于感性精神的，而不是属于专断信奉的；它反而是记述世间事务的，而不是去狂想化外之域的。

　　由此，一个相干的要点也就在于，也正是借助于这种朴素的信任，这种普遍的认同，这种连续的传习，中国史家对于往事的、具有某种朴素断定性的记述，才反而会作为一种“替换”手腕，具有了“史诗”般的文化功效，给全部民族留下了集体的记忆。

　　让我们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谈起。作为一个“爱智者”，他虽然淡化了其老师柏拉图对于诗人的恼怒与藐视，却仍在这本书中排出了“哲学强于文学、文学强于史学”的知识等级序列。

　　进一步说，既然是“《诗》亡而后《年龄》作”，那么进行“作《春秋》”这样的踊跃主体运动，也就取得了其先入为主的目标和念头。也就是说，人们记述、提示和评论往事的根本目的，不可摇动地在于修改和扳回尔后的历史轨迹，使之逐步返回到那个足以发生“思天真”的《诗经》的浑厚年代，这也就是所谓有着“王者之迹”的“三代”。

　　由此，就可以顺便廓清一个由来已久的曲解了。自从中西文化在近代碰撞以来，人们便一直循着“种加属差”的定义规矩，来寻找某种导致中国“落后”的肇因。而这样一来，跟没有“悲剧”的文体大体雷同，人们也一直在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荷马式的“史诗”体裁，而深深地引以为耻。

　　对于这一点，如果那些有考古癖的还原主义者，此刻又想科学地来“古史辨”一把，那是根本没有用武之地的——就算这个理想化的“三代”，是被前人虚构地空想出来的，然而对于后人来说，他们对于“三代”的一直热情怀想，却也是事实存在和确实无疑的。

　　崇高是高贵者的墓志铭。

　　正是基于它的高蹈于众的地位，我们才干领悟到，为什么孔子又会说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彬彬有礼，然后君子（《论语·雍也》）”。事实上，孔子这里所应用的、和“野”相对的那“史”字，首先都不是在描摹某种状态，而是在描绘某种社会分工。也就是说，它们的原初意义应当更为生鲜，是在切实地指谓某类实存的对象，并不能跟现代汉语中分工明白的形容词直接划上等号。我感到，只有在明确了这一层之后，我们才有可能进一步领悟到，其实除掉上面提到的第一重关系——即“文”与“质”之间的关系之外，孔子这句话还波及了另一重关联，即在“野（人）”和“（祝）史”乃至“正人”这三个群体之间的对应关系。

　　作为华夏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而到达的最顶峰，这一点也天经地义地，在一个被称作“儒者统治”的高峰朝代，要表现为光辉的宋代史学的基本特色。也正因为这样，这种宋代史学的基本倾向，也就同样要理所当然地，被陈寅恪的史学实际继续下来。

　　与之对应，倒是台湾民间的学术界，特殊是在某些边沿的哲学系里，反而产生了更有活气的新儒家。甚至，即便是在现在的台湾，也往往是大学里的文学系里，反而更多地保留了略微原样点儿的国学。

　　话虽如此，却正如李零曾经在《中国学术》上所转述的，他们竟连中国史家的“二重史证”也看不大上，而只信任必定是零碎粉碎的、看似科学的考古学讲演，由此就批驳王国维是把“大坛子”装进了“小坛子”里边。然而我就不信，西方人岂非只靠鸡零狗碎的考古学材料，就能拼凑起自家文明的古史图谱么？

“秉笔直书”的道义冲动，不应被徒具表面的学术外衣所抑制

　　更加要命的是，晚近以来，在科技官僚的外行压力下，在“世界一流大学”的空泛引诱下，西方史学所带来的那种形式公道性，也已成为各种社科基金的主要考察指标，而在这种徒具表面的学术外衣之下，所谓“秉笔直书”的道义激动，反而更加要被克制住了——否则岂有得到同意立项的可能？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写作《春秋》之前，神州就没有对于往事的记述了，相反，这种工作在此前也是由来已久的。好比，李泽厚就曾撰文以为，当时的史官这个职业，是从再往前的巫师那里演变而来的。

　　尽管在运用像“文学”、“哲学”这类产生于文明间的“洋泾浜术语”时，需要特别警惕，但我们眼下可以权且假设一下，如果在古代中国确实有过“文学”和“史学”的话，那么，对应着古希腊从“迷索思”向“逻格斯”的过渡、或者对应着它从“文学年代”向“哲学年代”的过渡，在中国这边的相应知识类型分化或发展，就应当是孟子所说的“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

　　也就是说，只管中国并无宗教式的精力状态，但正因为“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史学才使得人们对身后，也有了同样的关心和惕惧——而中国式的、拥有人格品德的伦理道德，很大水平上就附丽于此。

　　正由于这样，我们才会趁势看到，对于道义和价值的深切关怀，对于人物操行的评判臧否，对于历史义务的紧紧铭刻，也就贯串始终地成为这种独特史学的典范特点。

　　从这样的立场革新动身，我们就可以推导出，对于处于不同“文化模式”的人类部落而言，“记述往事”这样一件文化工作，尽管从来都属不可缺乏，但其意义也是不可通分的，而它们经过源头流过来的河床，也是天壤之别的。

　　就中国与西方的不同史祖传统而言，扼要一点儿说，它们一个是来自《尚书》和孔夫子、司马迁和司马光，另一个则是来自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吉本跟兰克。

这就是我经常揭穿的、眼下在中国学界竟也常见的“汉学心态”。无巧不巧的映射则在于：中国现代史学的主流，由于胡适和史语所盘踞了主要的资源，也就老是显得洋派十足；而与之相应，由费正清开辟的美国汉学，其主要的存在形态也偏偏正是历史学。这就使得前者在知识的样态上，倒很像是美国汉学的回声或支部；而且，他们到了台湾以后就更像，而且是越来越像。

　　底本，“国学”与“汉学”应当是并破的两造。中国人虽久有自家的以“经史子集”分类的学识，但倘非在近代察觉别家也有自成谱系的知识，“国学”二字便绝无提出的必要。在此意义上，“国学”从一开端便是作为“不齐备”的看待物问世的，象征着国人已意识到从未将天下学识“尽入彀中”。如斯，“国学”在实质上不仅不排挤属于外缘常识体系的“汉学”，还深信凡“傍观”者必有其“清”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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