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胡鞍钢：与中国发展同行的国情研讨专家 -编号:TW254aE

2015-01-29 13:43 来源：http://www.ceo315.org/ 阅读：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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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鞍钢，祖籍浙江省嘉善县，1953年4月27日生于辽宁省鞍山市，现任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央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到2007年12月已经正式出版中国国情与发展研究系列专著(12部)、合著(16部)、主编(9部)、合编(6部)、英文著述(5部)共计47部；2000-2005年CSSCI(中文社会科学素引)收录124篇； 2000-2007年CSSCI援用(不包含自引自)1696篇次，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居前列。他所撰写的国情讲演是中国高层的必读之物,屡次应中国政府有关部委邀请参加国家久远计划制订跟部分征询。1991年被中国教导委员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有凸起奉献的中国博士学位学者”。1995年获国家做作科学基金委员会首届“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赞助,同年还获福特基金会“中国经济研究”资助。2000年主持的“国家出色青年科学基金”课题被国度天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评比为特优名目。2001年获第九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获清华大学“百人打算”资助者。

（转自：《中关村》2008年4月记者马文良）

　　胡鞍钢很忙。打电话的时候他还在回北京的路上，说下战书四点的时候在清华大学纳米楼有一个课程，针对博士后的。他说：“等课程停止了我们再聊。”

　　第一次见到他，出其不意。不论是从气质和长相，你都很丢脸出他已经年过半百。握手有力，他说去我办公室吧。他在前边，健步如飞。怎么看，他都像一个30岁出头的年轻人。做事风风火火、健谈且有看法，谈话惜墨如金，其间随同着手势来强调重点??这就是当今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给我的第一印象。

　　而这个人，绝非凡人。一是经历传奇：小学文化水平下乡的知青；中国恢复高考的首届大学生；工科博士出生的国情专家；海内外颇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二是角色奥妙：他不光为中央建言，还为贫民讲话。他的研究站在决策层的高度，并每每被国家决策层采纳，被视为对国策制定有影响力的少数学者之一。他编撰的《国情报告》成为国家领导人参阅的报告，迄今已发行900多期。他关注弱势群体、关注他们的好处得失。他说自己与中国兴隆同行。

　　有人说，有时他并不是第一个提出观点的人,但他往往是第一个把观点引入到中央决策的。因为他在中国高层决策者中已经建立了可以信任的品牌和信用。这位32岁开始从事国情研究的有名学者长久地影响中国高层决策,化为很多重大政策,推动着中国改造的过程。他还多次缺席国家主要领导招集的问策会，应国家部委邀请参与国家深远规划制定和部门咨询，成为高层决策圈的著名军师。

　　就是他，在一个平凡的薄暮时候，在清华大学校园里面的一幢大楼内，坐在我们眼前。此时“两会”举国关注，胡鞍钢递给我们一本2008年3月出版的《国情报告》，封面上注明是专刊:《我国公民经济与社会发展(2002-2007年)??兼评第十届国务院》。他说，从历史视角和国际视角看，过去五年，中国宏观经济保持良好势头，绝大多数预期目标得以实现，本届政府不仅是中国历届政府做得最好，也是同期全球做得最好的政府之一。

　　我们的谈话，从这儿开始。窗外的风声阵阵，却是春天了。

　　“北大荒”出来的博士后

　　胡鞍钢1953年4月诞生在辽宁省鞍山市，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他的祖籍在浙江嘉善。父母50年代毕业于上海交大,父亲是全国劳动榜样、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孩提时代的幸福时光加上受到父母的影响，胡鞍钢从小就立志做一名知识分子，回馈社会、报效祖国。10几岁的时候，他就开始通过浏览《国民日报》、《参考新闻》了解国内外大事，什么古巴危机、中苏论战、越南战争、“四清活动”、批“三家村” 运动，并与与父亲讨论国际问题。他存在国际视线,并致力于研究中国国情,中国的崛起是百年不遇的历史机遇,他为自己能参与与推动这样的进程而自豪和骄傲。

　　生命就像一条河，在你预料不到的地方忽然拐了一个弯。1966年6月，13岁的胡鞍钢刚小学毕业，还来不迭参加初中升学考试，一场大张旗鼓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很多人的生活因为这场变革而转变，胡鞍钢也不例外，像其他同龄人一样失去了继续受教育的机会。安静的生活从此被攻破，胡鞍钢也走向了另外一条继承学习的道路：“上山下乡”。1969年9月，16岁的胡鞍钢同近十万名北京知识青年奔赴北大荒，成为黑龙江出产建设兵团的一名农工。

　　一晃就是7年的光景。北大荒是一所不围墙的学校，在这里，胡鞍钢阅历着生命的成长。天天清晨起床，深夜挑担往田间送饭，仅仅四五个钟头的睡眠时光使他磨难出一种不言撤退的钢铁意志，而这，也为他将来抉择的途径埋下了伏笔。

　　1976年10月，胡鞍钢转调到华北冶金地质勘察队，成为一名钻探工人。这段生活更为艰苦，出没于十字街头，跋涉于山川沟壑，借住在当地老乡家中，生涯在穷困线以下。多年当前，回想那段生活，胡鞍钢布满感叹：“只有了解农村，才干真正懂得中国。农村生活使我亲自休会了中国几亿农夫生存之艰巨，生活之贫苦，文明之落后。当时我不断思考着为什么中国宽大乡村依然是一穷二白？中国如何解脱贫穷落伍的面孔？我迷惑不解。”

　　“黑夜给了我玄色的眼睛，我要用它寻找光亮！”顾城的这传播甚广的诗歌是否于胡鞍钢些许振奋的力气？咱们不得而知，然而，“文革”固然剥夺了胡鞍钢进入学校学习的机遇，却不能拦阻他求知的脚步。在沉重的劳动之余，胡鞍钢拼命从书中吸取养分。马列选集和毛选、历史和哲学、数理化……“我要读书”成为他当时最强烈的欲望。没有前提发明条件，战胜所有艰苦求知让他在这段时间中阔步前行。

　　工夫不负有心人，时光倒流，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给了胡鞍钢新的盼望。这一代经历了“文革”的年青人从新面临新的机会和挑战。当时，仅仅小学毕业程度的胡鞍钢心怀忐忑，地质勘探队的领导也劝他稳重考虑。只管初高中课程都是在农村自学，可对未来充满向往的胡鞍钢仍是断然参加了测验。谁也没有想到，1978年年初，胡鞍钢接到了唐山工学院的录取告诉书。星火燎原、苦尽甘来。“拿到通知书，我冲动不已，我非常爱护这次读书的机会，因此我比其他许多人付出了更多的劳动和时间。”他说。

　　1982年初胡鞍钢从唐山工学院毕业获学上学位后，1984年底又从北京科技大学毕业获硕士学位，尔后，他又于1988年从中国科学院主动化研究所毕业获博士学位，1993年实现美国耶鲁大学的博士后研究。1993年在美国Murray state University经济系做拜访学者；1997年在美国MIT人文学院做客座研究员；199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系做客座研究员；2000年任日本庆应义熟大学公共治理学院访问教学；2001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做访问传授；2003年初在法国社会迷信与人文学院中国研究核心做访问研讨员。

　　现在，从“北大荒”走出来的这位经济学家因为他的多项研究呈文对中心决议供给了主要参考，并且在国内外发生重大影响，1991年被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学者”。1995年初获国家天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1995年经美国华盛顿中国问题研究中央评比，获福特基金会“中国经济研究资助”。1995年以来，持续取得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北京市科技先进二等奖和国家科技提高三等奖等多项嘉奖；2000年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评比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特优项目；2001年获“第九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

　　性命是一首诗歌，胡鞍钢一路无怨无悔。

　　襟怀天下：大计也要问于民

　　胡鞍钢筛选了一条充斥挑衅的学术之路。从1985年起，他加入了由周立三院士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国情剖析研究小组，并作为其中的重要研究职员，体系地从事中国国情研究。他看重民情，重视到基层进行调研工作，成为这一新范畴的主要开辟者，并失掉了中国国情研究“第一人”的美誉。2000年他被中国科学院和清华大学结合聘为国情研究中心主任后，开端编纂出版的《国情报告》。这些报告和政策建议多次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的批示,有些更是写进了重要文件之中。

　　1988年，《生存与发展》问世。在这部成名作中，胡鞍钢系统地把人口、资源、环境、食粮等重大问题纳入中国中长期发展系统中加以研究。针对当时经济发展“急于求成”的指点思想，他指出，中国国情中的限度因素决议了中国的现代化将是一个不断质变的积聚进而部门量变的长期历史进程。中国的现代化只能是也必需是保持速决战。胡鞍钢还富有远见地提出，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不可能挑选西方的传统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只能独辟蹊径，根据中国国情，追求一种新的长期发展模式，摸索一种中国独特的生产力发展方式。这个报举报表后，立即引起决策层的高度关注。中央领导同道还专门组织有关的专家进行讨论。当时的邓小温和政治局常委调阅了报告全文。

　　1989年6月底胡鞍钢同别人协作的《关于我国国民经济连续稳固和谐发展的研究报告》所提出的建议成为同年11月中共中央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国经济发展指导方针。当时他仅有36岁。

　　1993年6月中旬,胡鞍钢与王绍光合著的《中国国家才能报告》摘要在新华社内部发表后,再一次引起决策层的高度关注,为1994年之后的中国财政税制体系改革提供重要背景和参考依据, 报告内容所建议的7项建议:在中央与处所之间实行纵向分权,按四级政府政府(中央、省区、市县、乡镇)运行机构；国家财政收入实施古代分税制，三级财政征收(中央、省区、市县)、四级财政应用(中央、省区、市县、区乡)；同一税制、统一税率，不应对本国公司实施优惠税率；开征个人所得税；实行社会保障筹划，开征社会保障费或社会保障税；撤消估算外资金等。有多项先后被采纳和实行。该项研究奠定了胡鞍钢在学术界,特别是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里无可争议的位置。

　　1994年，胡鞍钢等发表了《中国地区差距报告》，提出中国地区经济差距过大，解决这一问题已是事不宜迟；中央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不是扩展而是缩小地域收入差距；缩小贫富地区差距的思路，是通过国际通行的财政转移支付轨制、基础公共服务均等化、公共投资重点调配制度等。引起全国政界、学界关注，为国家区域政策的调剂提供了根据，局部倡议得到了中央引导层的采用。

　　1998年2月胡鞍钢发表了题为《为人民创造工作：中国的失业问题与就业战略》的国情报告，朱?基总理、吴邦国副总理作了重要的批示。之后,胡鞍钢继续在1999年3月,提出了中国应入选择“以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战略性观点。

　　2000年，胡鞍钢发表了关于二滩水电站的一份报告，被认为是他所撰写的影响最大的一份咨询报告。朱?基同志立刻作了重要批示，还被当日的国务院《逐日要闻》摘录,清华大学总裁研修，引起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高度重视，并多次讨论二滩水电亏损事件和电力体制改革。国家计委及有关部门几回召开会议讨论电力体制改革问题。这份报告被认为是催生中国电力体制改革的因素之一。

　　2003年4月13日，胡鞍钢执笔撰写了《全面踊跃应答寰球SARS危机》一文，上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这是较早向中央和国务院领导递交的有关如何处置SARS危机的报告，提出9点建议，后来也陆续被采纳。到6月底胡鞍钢领导国情研究中心连续编发了32份关于“非典”的研究报告，密集性地向决策者提供决策信息、决策常识、决策提议。

　　2004年1月,胡鞍钢的新作《中国:新发展观》,全面阐述了新发展观的内涵,并且扼要表露了新发展观的脉络:1999年国家计委在探讨十五规划思路时,胡鞍钢向当时的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直接建议“以人为本”应该成为制定“十五”方案及长远规划的领导思惟。2000年,胡鞍钢与邹平合著《社会与发展??中国社会发展地区差距研究》一书,又从实践长进一步论述了新发展观。

　　胡鞍钢认为：“在一个民主化程度愈来愈大的社会里，人人都可以成为建言献策的智者。这取决于你是否获取了全球最新的知识，取决于你对人类已有的最好知识的了解、接收、领会和积累，取决于你对这些知识的本土化。这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胡鞍钢本人也不否定,与许多学者比拟,他找到了更奇特的方法被领导人采纳看法。研究中国问题,胡鞍钢从不仅仅从经济的角度动身,而是同时斟酌社会、政治的角度。他认为,中国的良多问题不从政治上着手是解决不了的。只有使得决策者产生共识,造成政治共鸣,制定合乎中国实际的公共政策,才有可能终极构成社会共识,推进中国发展与变更。譬如,在写报告时,不是单纯的提出问题和景象,而是真正站在国家的立场和大多数人的态度,提出一整套的解决计划,不仅经济可行,而且政治可行,这样使决策者便于采纳。

　　“假如说‘两弹一星’搞的是物质原子弹的话，好的决策知识和公共政策则是精神原子弹，要害是要把精力原枪弹变成物资原子弹。”胡鞍钢说。

　富民强国：生命不息，建言不止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央的决策越来越重视听取、采纳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中央领导多次表现，要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敬专家，重大决策要普遍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尤其是各方面专家的意见，不仅有国内专家，而且还有国际方面的各类专家，使决策树立在科学化、民主化的基本上，不仅减少决策失误，而且还可以改正决策失误。这个时期，可以视为“咨询决策时代”。

　　胡鞍钢认为，中国的决策机制产生了根天性的变更。中国已经从毛泽东时期个人决策进步到邓小平时代集体决策,又进入江泽民时代的集体决策加上咨询决策阶段,进一步发展为公共政策决策制度化、民主化和科学化时代，也就是从不透明决策向透明决策转变,从关闭型决策向开放型决策改变。中国政府的决策越来越多的器重听取、采纳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可以认为是群体决策加上咨询介入型模式。恰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出现了各类决策思维库,他只是其中之一,在从前的十多少年中积极建言,影响决策。

　　胡鞍钢很早就开始关注弱势群体、关注他们的利益得失。职工下岗失业、社会保障、农夫收入、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通货压缩等社会公共问题,都是胡鞍钢研究国情所关注的重点人群和重点对象。他在1999年6曰就疾呼：“中国正面临一场世界性的就业战役。如何创培养业正成为政府面临的最大义务。重大的下岗失业问题对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等方方面面产生了宏大影响，成为中国在新世纪10年中最为严重的发展挑战。”

　　胡鞍钢认为，就业问题已成为全球性问题。1990年以来，发达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发展中国家也涌现大批隐藏性失业人口。“21世纪全球将暴发一场没有硝烟的就业战斗。在这种国际背景下，中国由于特别的国情，所面临的就业问题将更加严格。”

　　胡鞍钢认为，中国应当取舍“以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单纯地把经济增长作为政府寻求的目标，势必压抑就业目的的实现，并造成得失相当的成果，因此，政府应该履行就业优先，而不是增长优先的发展策略，以就业率作为自己的考察指标，勉强业政策作为最为优先的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

　　2008年北京奥运会邻近，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各种猜想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有经济学家认为目前中国特殊是北京坚持了4年GDP增长率超过10%，是奥运效应，在此之后，中国和北京经济增长必定会降落，或者会呈现其余问题。而胡鞍钢给出的谜底是：“NO！”他以为，依据研究，中国长期增加潜力为9.3%-9.5%，北京的长期增长潜力要高于全国程度，可能在10%左右，北京与全国的关联是“水涨船高”、是1600万人与13亿人的关系。只有中国经济的潮水一直上涨，北京就会持续上涨。因而，北京经济增长降低的论断是不成破的。

　　而这个背景却是在胡鞍钢对民族中兴、大国崛起殷殷期盼之情。他认为，经历了一百多年的辱没与落后之后，中国人再次走上了民族振兴之路，中国作为大国的形象越来越清楚。“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在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背景下，我们追寻的不仅是国家的富强，更是中国人在世界民族之林的身份与尊严。

　　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有四个胜利的赶超典型：美国用43年时间在19世纪到20世纪之交赶上了英国；前苏联在经济大萧条时代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日本从1950年代初开始用了40年追赶上美国，被认为是在“赶超游戏”中最成功的国家。广为人知的“亚洲四小龙”，它们用了30年时间追赶西方发达国家。

　　中国不仅要和平突起，更多的要配合崛起，最重要的是绿色崛起。根据胡鞍钢的猜测，预计2015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达17.5%，能够遇上美国；2020年中国将建成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胡鞍钢对此坚信不疑。

　　这就是我们面前的本质胡鞍钢：不惟上、不盲从、不张扬、不造作。每个人的生命过程都是一本翻开的书，已过“知天命”之年的胡鞍钢却青春正好。他说：“我在自己的学术生活中找到了人生之路,它的真正含意是：与中国发展同行,与中国开放相伴,与中国变革俱进,与中国昌盛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