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这必朽的穿上不朽 /编号:JR510Qh

　　二○○二年秋，Betty正式到任。来信说，领导跟同仁处处关怀，学生尤其好，遭受复杂的衡平法判例也不畏难。我就晓得她有多忙了。○三年三月，我到清华讲课，她的普通话已经蛮流畅了，连饭桌上的玩笑亦应答自若。我同内子参观了她的新房，只见书房堆满了从香港搬来的一箱箱书籍材料，所有停当，预备大干一场的样子。果然，两年后便有专著问世，《论当代中国的普通法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全面论证普通法教育在中国的必要性，并体系总结了她在清华授课的教训。

　　死，已被成功吞吃。

　　正人务本，是Betty的规语。但那务本，乃是出于一种深切的社会关心与历史义务，是以全中国为事业而规定前线的。

　　听着，有一桩神秘告知你们：咱们并非都会长眠，但全体要变；一会儿，眨眼间，已是最后的号音！是的，那号音一响，死者便要复起，成为不朽，我们也就变了。由于，这必朽的注定要穿上不朽，这必逝世的要穿上不死。当这必朽的穿上不朽，这必死的穿上不死，到那时，便要应验经书之言：

　　起源：东方早报 2010 *** 09 *** 19

　　这本书阐发的中心思维同教育理念，我认为很值得学界深刻探讨。例如，Betty指出，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发展不均衡的大国，理当有不同类型的法律人才跟法律服务。可是，目前重点大学精英法学院的课程设置、教养内容，总体而言跟个别法学院系差别不大，都不论国情或市场须要。成果，一方面法学专业的毕业生多余，绝大多数不可能进入法律职业；另一方面，即便在北京上海，高端法律人才仍旧奇缺。Betty看得很准，精英人才的培育，始终是中国法律教育的软肋。加之这些年来盲目扩招，滥发学位，师资参差不齐，重大影响了法律教导的轨制建设。她说，“精英法学院应该是发生思惟的重地，应当以培养产生思想的人才为主旨。”（《幻想的专业法学教育》，载《清华法学第九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苇叶还说：“爱，需要现实。藉一次肉身的浮现才察觉，那被爱的只是我们自己的一番设想，还有什么比这更为恐怖？”是的，Betty的现实便是她的学生，她的中国的教育事业，并为之贡献毕生。故而，她常为大爱所充盈。

　　死亡啊你的胜利在哪？

　　Behold, I shew you a mystery; We shall not all sleep, but we shall all be changed.
　　In a moment, in the twinkling of an eye, at the last trump: for the trumpet shall sound, and the dead shall be raised incorruptible, and we shall be changed.
　　For this corruptible must put on incorruption, and this mortal must put on immortality.
　　So when this corruptible shall have put on incorruption, and this mortal shall have put on immortality, then shall be brought to pass the saying that is written, Death is swallowed up in victory.
　　O death, where is thy sting? O grave, where is thy victory?

　　Betty决议加盟清华前，曾咨询我的看法，还谈了详细的工作计划，即创建一套“普通法精要”课程。我感到，就国内法律教育的改革和人才造就而言，普通法的思维方式和技巧练习，确定是事不宜迟；而且跟着中国参加寰球化资本主义经济秩序，感触到美国全方位的压力与牵制，这需要在今后只会越来越大。所以，她的方案十分到位而事实。只是提示一点，内地的官僚主义与香港不同，人际关联也略为庞杂，要有心理筹备。她说不怕，只有学生优良就成。当时，北大也在热忱相邀，做了很多工作，然而她斟酌清华法学院创办未几，更需要支持和发展，便取舍了清华。

　　比起美国和内地现时的大学，港大的老师教课要当真过细得多，赶得上“文革”前上海的风尚。而Betty是其中最为认真，给分最严厉的一位。可是，她的学生极少埋怨，即使考不迭格也心悦诚服。这一点，我印象很深。因为在哈佛，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学生拿个B *** ，弄不好会吃药看心理医生。故而好些老师改卷子是能放一马就放一马，分数便节节攀高“通货膨胀”了。我想，Betty在学生旁边享有高尚权威，与其说因为她是香港民商法的威望，粗通合同、代办、担保、公司、证券等各个范畴的判例法理，不如归功于她对工作极其负责，对学生尽心极力。随着这样一位好老师读书，谁还好心思不必功呢？

　　因此她主张，至少几所重要的精英法学院开设英美法课程，应把重心放在普通法的思维办法，而非仅仅先容或比拟一些部分法（如合同、财产、侵权或衡平法）的实体规矩。唯有如此，才可训练学生“发明性”思考而解脱教条，包含洋教条，成为懂得并适应中国国情的法律人才。这一观点极具挑衅性，因为其前提不是别的，正是质疑学界积重难返的一个传统观点，即英美法 / 欧陆法两分，而当代中国法制属于欧陆法系的教条。更为实际的是，假如全球化在很大水平上即是美国化，美国不仅出口法律标准、法学理论，还出口交易模式、司法策略与法律价值,人力培训班，而中国正处在大量入口的历史时代；那么，Betty的教育理念和实践便是一个及时的批判性回应。未来，中国法制经由多元化的翻新，是可望逐渐打消欧陆与苏联教条的影响，展示出丰盛多彩的中国特点的。在此意思上，她的“普通法精要”对清华法学院，乃至中国法学的成长，都是一次难能宝贵的尝试。

　　多年前，在薄扶林道的小饭店里，她说，特殊爱好钦定本《圣经》，那雄壮遥远而委婉的散文体裁。后来在清华，学生向她求教如何进步英语，钦定本是她推举的必读。她把这事告诉我，要我说明，英译跟原文的作风差别。因为我讲过，保罗书信一些粗粝的“棱角”被钦定本磨平了，间或还调换同义词，倒置语序，但就立起了一座文学的丰碑。你举一个例子，好吗？她问。我说，等我翻出来吧，那大写的“言”是一奥秘。

　　何美欢老师走了，那么突然，没有一声道别，她走了。

　　她曾称本人是“火线教师”。谁想，她就如一名奋战中的士兵，在前线仆倒，在同窗们坐进教室，在最后一课开端之前。

　　在哪呀，死亡，你的毒刺？

　　谈得更多的是文史。她英美文学的底子好，看书极快，说是在律师楼练出来的。一厚沓文件，眼睛一路扫去，要点、主意、理据和要害数据，都可以捉住。但那习惯一旦养成，就没法观赏小说了，读着读着得告诉自己，慢点，再慢点。有一阵子，她用抄书来换头脑，干累了，拿起羊毫抄多少段钱宾四（穆）先生的《国史纲要》。因而，她对历代王朝的兴替和中国的政治传统也有精辟的看法。和她一起，总能得到常识的启发。

　　香港是中、英两大官僚主义政治传统的交汇之地，公破大学跟政府机关一样，少不了繁文缛节。大事小事有事没事，都要开会；完了，还得做成文字记载。法律学院因是“法律人管理”，扯皮的时候就比别的院系更多些。Betty却是一分钟也不肯挥霍的人，对文山会海天然避而远之。但凡可开可不开的会，她便提议别开；开了，她也不来。

　　我叫Betty，她说。那是九三年玄月，在香港大学梁?琚楼。当年的法律学院，可算是大英帝国的最后一块“殖民地”，仅有七个本地老师，我是第一个内地籍教员。头一天报到，她来办公室看我，进门便自报家门。而后三言两句，把“殖民地”须知关照一遍，并要我多喝开水，小心寒气。我这才留神到，她肩上披了一件深蓝色薄毛衣??香港的写字楼，凉气世界第一??日后便学她，放一毛背心在办公室。冬天，则按照她的“贴士”(tips)，备一瓶念慈庵枇杷膏，维护嗓子。

　　她把血汗都花在教书和著述上了。当然，也有放松的一刻。周末，偶然在楼里碰上??我也是“工作狂”一族??就一块儿下到薄扶林道吃个简便的午餐，海阔天空聊聊。有一次她问我，“文革”中怎么自学外语。我说：不开会，不加入政治学习，就学会了。她听了哈哈大笑。后来，就常谈起六六、六七年香港的学潮和工潮，以及在美国念大学，如何想法追踪海内动荡的局面。这时，她的音调便有点冲动，好像向往着什么。

　　这两天，我把Betty的著述重温了一遍。远见卓识之外，最让我感佩不已的，就是《普通法教育》第七章，她的坦白的自我批驳。书中具体检查了在清华第一年授课的得失教训，以供后来者参考。例如，“指定的浏览资料编排次序不妥”，一上来就安排读英国衡平法，难度太大，局部学出产生了挫折感。于是总结道：“知易行难”，明明假想了一套课程构造和技能培育实践，却在实际中以概念而非阅读难度来编排判例，犯了一个简略的过错（页161）。对课上采取的“苏格拉底式”疑难教学法，她也做了检查，以为：领导学生在判例中寻找理据时，进一步请求，将法官(即判例作者)未明言的条件“证实或证伪”，虽可以“刺激批评性思考”，让话题跳跃而“呈现火花”，却陡然增添了课堂压力。这么做，对思考慢的学生不利，训练的效力亦不高（同上）。至于学生提交的书面呈文，她也找自己的不足：没给评语就部署口头讲演，结果有的不够水准，糟蹋了其余学生的时间。再如课堂运动，“后期变得有点烦闷，幸好有一个未曾预期的救星??非典??及时涌现”（页162）。严格管严格，她不乏风趣。

　　“爱，是众神与人的老师”，法国思想家苇叶（Simone Weil, 1909 *** 1943）有言。Betty之为人师，便纯是爱心的体现，这在清华法学院，一如在港大，是交口称誉的。

当这必朽的穿上不朽

　　然而她仍是走了，不作别，那么忽然。

　　所以Betty又是荣幸的，从港大来到清华，仍然能够撇开评审表格，以最高的亦即传统的教育伦理，取得引导的支撑与敬佩。

　　这师表之爱，言教胜于言传，本是一支长久的传统，哺育了我们的民族精力。近年来，却成了校园里的异数，抑或一种奢靡的寻求。“在今天的大气象下”，用Betty的话说，那已是每一个有知己的老师备受困扰的伦理问题。因为，他必需依照学校按期派发的评审表格，“展现最大批的事迹”；否则就通不外考察，甚而危及饭碗。谁可能，即使乐意，花良多时光教课、辅导学生、培育人才，而把所谓的“科研名目”跟“学术结果”落下无论呢（《一般法教育》，页189）？确切如斯，评审表格上没有“爱心”一栏。

　　匆匆地，我清楚了她的志向。她热情参加跟内地院校的学术交换，为公司、证券、金融制度立法做参谋而从不计报酬；直至废弃港大的“铁饭碗”，分开故乡方便的生涯环境，移居北京，投身中国法律教育改造的艰难的事业，作出出色的奉献??这英勇的抉择的基础，便是那高洁的抱负。

　　君子务本，是Betty的箴言。但那务本，乃是出于一种深切的社会关怀与历史责任，是以全中国为事业而划定前线的。

　　现在，她已在生者中间，见证着一切奥秘。而我的译文，我只能期望，如保罗般粗粝，献在这必朽的世界眼前，成为她??不朽者的留念（《哥林多前书》15:51以下）：

（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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