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国门一步

“半个文学家”的苦恋

起源：光亮日报 2011 *** 07 *** 08 精深

　　“忝与毓棠，为忘年交者十有余年，抗战以还，居恒相约：非抗战结束，不出国门一步。顷者强虏屈膝，胜利来晚也。而毓棠亦适以牛津之邀，而果得挟成功以远游异域。信乎！必国家有光荣而后个人乃有光荣也。承命作印，因附数言，以志快慰之情，非徒认为惜别之留念罢了也。卅四年玄月十一日，一多，于昆明之西仓坡寓庐。”

　　以史学家留芳学术界的孙毓棠先生，特别强调自己是“半个文学家”。孙先生的学业和事业都在史学方面，可是他“客串”文学的成绩仍不容疏忽。他是新月派后期最成熟的诗人，深受闻一多诗风的影响，长篇史诗《宝马》是他的代表作，短诗集《海盗船》也颇得赞美。他对文学的苦恋，从他暮年的两件事上可见一斑：一次他看罢学生的史学论文后，对专业问题没发表看法，却皱着眉头批驳论文写得单调，少有文采，说“一个史学家应是半个文学家。”还有他在病危时谢绝了弟子要为他编纂史学文集的恳求，却嘱托弟子为他编一本诗集，特殊告知了他用过“唐鱼”这个笔名，这是“毓棠”倒置过来的谐音，可见他对“半个文学家”的钟情,清华大学校园服务。后来弟子遵师嘱，编辑了诗集《宝马与渔夫》，1992年由台湾业强出版社出版。

　　对于诗歌的情势与内容，用他的话说，“诗的内容当然比拟重大。”或者与他是一位史学家有关，他强调诗人的真诚，诗应当是诗人的人格和思维的表现。写诗时，他的心是赤裸的，无任何掩饰与躲避。“和你晚餐时戴着假面具说客气话时的表演不同，在一首诗歌里的字句音节之间你无奈掩盖本人。实在本毋庸粉饰，因为生在人类的世界里只有笔头上能允许你说坦率诚挚的话。在天天的劳作以外，你觉得有许很多多的话想说，兴许身边没有可谈的友人，也许谈不懂，不如不谈；那么把心中的一团抑郁或思路写在纸上是最好的摆脱的方式。”

　　假如人们否认孙毓棠是位诗人，那么有理由在诗人之上加上“爱国”两个字。这不仅表当初他一系列诗歌创作的主题思惟上，还反应在他对民族运气的动摇态度。孙先生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1935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历史部攻读中国古代史。抗日战斗暴发后，孙先生立即回国，先在广西、后在西南联大教书。他与闻一多先生是忘年交，两人商定，日寇不除，决不出国。抗克服利后，1945年8月，孙先生与陈寅恪、洪谦、邵循正、沈有鼎等携手应英国牛津大学皇后学院之邀做客座研讨员，临行前，闻一多于9月11日，在一枚长1.3厘米、高5厘米的玉印边款上，为孙毓棠刻下126字赠言，象征深长：

　　孙先生早年曾写过一篇《文学於我只是客串》的短文，把浏览跟写作都作为研究史学以外的一种休闲。对阅读，他说：“不论是多少行诗，几页散文或小说，总认为似乎终日闷暑，到晚间偶尔飘来一丝轻淡的风，夹着些花香草香，无穷的韵味。”对于写作，他说：“写比读当然多一种疼痛，由于有这一种苦楚才干更深切地觉得趣味……斯以胜利的心愈薄，所得娱乐的趣味才愈感到浓重。”只管他把这二者都当成专业以外的休闲，可他依然强调文学家要端正写作立场，不要急于求成，“艺术不捷径，更不会‘速成’。”

　　“半个文学家”却有着“全部文学家”的执著与真挚。真诚是文学家也是史学家的灵魂。（作者为作家，原鲁迅文学院教学）

　　两位大诗人赤子之心，同仇人忾，“非抗战停止，不出国门一步”，表示了诗人与民族共存亡的生逝世之约和民族气节。“必国家有光荣而后个人乃有光彩也。”表现了诗人对国度价值与个人价值关联的最终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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