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要充足施展各种研讨方式的优点

　　今天的史学研究新方法、新实践层出不穷，我们不仅需要把疑古和证古两种方法的优点发挥出来，还需要普遍接收其余理论和方法的长处。对清华简收拾与研究来说，保持的就是从基础做起，不破门户。详细来说：

　　清华简是难得的先秦出土文献，内容十分丰盛，对于古史再建意义重大。出土文献第一次重大发现是在西汉武帝时代，但新出的古文经与今文分歧，逐步演变为今文、古文两个学派，各立门户，终极导致出土文献的散亡。出土文献第二次重大发现是西晋的汲冢书，固然当时也有学者予以整理，但由于其内容与当时的知识系统不相容、整理难度大，被斥为“杂碎怪妄不可训”，也散佚了。现今人们对出土文献的认识与从前完整不同，从学界到国度都无比器重。但要充分发挥这些出土文献的价值，就必需祛除门户之见。

摒除门户之见的清华简研究

　　对于先秦古史研讨的方式与前途，良多学者都做了踊跃摸索。重要问题是缺乏史料，假如说咱们有五千年的历史，先秦不仅是我们文化的源头，而且从时光上说占到二分之一，但传下来的文献切实寥寥无多少。其次是现存史料的实在性受到质疑。司马迁构建了一个古史系统，史料从哪里来？真实性如何？现存的先秦古书不足以让我们充足懂得这个体系的牢靠性。

起源：中国社会迷信报 2014 *** 3 *** 26 李守奎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名目“清华简《系年》与古史新探”首席专家、清华大学教学）

　　再如，《系年》可以弥补大批的常识空缺。清代学者可以证明《说命》不是汉代人所见的古文，但不晓得汉代古文《说命》是什么样子，清华简让我们看到了真相，见到了先秦古文《尚书》的原貌。

　　一是要准确意识出土文献的价值，充分施展出土文献的作用。《系年》是有明白写作目标和奇特叙事体例的史书，是先秦古书的真实原貌，前所未见。事实与门户无关，单从这一点来说就意思重大。这些新证不管是证明仍是证伪都是直接的，能够转变常识。例如，关于西周末年的“共和”，很长时间我们都信任司马迁所说的：“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系年》再一次证实 《竹书纪年》共和即共伯和的真实性。共跟是人名，不是轨制，因而常识须要改写。

　　三是要敢于接收批评和修改过错。学术在一直提高，每一项成果都是阶段性的，都可能被新证据或新思路颠覆。门户之争，之所以争，就是自认为是，乃至明知错了也要百般袒护。清华简整顿团队真挚欢送各种学术批评，以便更全面、更精确地濒临历史本相。

　　与上述两个问题绝对应，近代发生了两个最有影响力的研究方法：一个是对传世文献的清算——疑古辨伪；一个是利用新发现材料和传世文献相联合——古史新证。疑古与证古，其学术渊源都非常长远，结果也许多。疑古辨伪指出了古史、古书构成过程的庞杂性，演绎出有名的“层累”说。弊病是确立的尺度未必正确，把疑点放大，有些结论与事实相悖。证古重要是指用新材料进行祛疑、刊谬和补缺。二重证据法只能在有了新材料的情形下有所作为，而新材料可遇不可求。如果不一个大的目标和方向，轻易导致 “史料学派的盲目和琐碎”之类的批驳。所幸的是我们当初发现的材料越来越多、越来越主要，已经逐渐具备了重建古史的前提。

　　从逻辑上说，疑古是为了证古。怎么证古？把传世文献中的假货色去掉就可以证古了，但如果得出的论断有悖事实，不仅不能证古，而且可能导致民族文明的虚无。从建设性来说，新资料的作用更为直接。新材料从哪里来？出土文献。单从历史学角度看，这两种方法都是在解决先秦史料问题的基本上重建古史系统，目的是一致的。差别是应用的材料不同，方法也就不同。任何一种办法都有利有弊，都不可能是万能的。

　　二是要充散发挥各种研究方法的长处。有容乃大，谁可能兼采众长，有所发明和翻新，谁就领有更辽阔的将来。为此，一方面，在研究目标上，应以建设为主，不能只盯着伪—&mdash,清华研修班;疑古辨伪只是研究进程中的一个阶段，要尽力发掘出“伪”后面的真实来。另一方面，对于出土文献记录的古史也不能全体当事实。清华简关于夏商的历史传说，多离奇异诞，书是地隧道道的先秦古书，但事实未必都是史实，需要审慎甄别，层层剥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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